
1991年,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调任,前往潍坊担任副市长重庆配资炒股,然而他在临走前,竟将院子里剩下的煤和木炭都带走,作为一方要员,他这么穷吗?
1991年深秋,王伯祥从寿光县委书记调任潍坊市副市长。搬家的卡车装不下几件像样的家具,倒是在车斗里堆着半口袋碎煤和几捆木炭,惹得送行的干部面面相觑。
一个即将上任的副市长,搬家连几块煤都舍不得扔,这事搁谁看了都觉得寒碜。可寿光老百姓心里清楚,这个当了五年多县委书记的人,是真的穷到家了。
1986年王伯祥接手寿光那会儿,这里顶着个农业大县的名头,实际上穷得叮当响。农民种出来的白菜萝卜堆成山,就是没人来收。南边的路坑坑洼洼,外地菜贩子的车进不来也出不去,本地种菜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菜烂在地里。
那个年代的寿光,连个像样的蔬菜批发市场都没有,农民人均收入低得可怜,冬天全靠储存在地窖里的萝卜白菜撑着。
王伯祥到任后头一件事,就是盯上了这条运菜的路。他拉着交通局的人一截一截地修,把寿光往外通的主干道全部拓宽硬化。紧接着,他又干了一件在全省都没人敢干的事:1988年,他拍板在县城边上建了个蔬菜批发市场,面积不小,天不亮就开秤。
市场一起步就火了起来,可随着菜商越来越多,麻烦也跟着来了。有人在路上私设关卡,专门敲诈外地拉菜的车,弄得不少菜贩子直接绕开寿光,刚热闹起来的市场眼看要黄。
王伯祥的应对方式很直接。他组织公安上路巡查,一连端掉好几个路霸窝点,沿路所有私设的收费点一律取缔。他还交代下去,凡是往寿光拉菜的货车,碰上麻烦可以直接打电话到县委。那些年,给外地菜贩子撑腰的事情,他没少干。
有一回一个东北来的客商被人讹了三百块钱,王伯祥亲自过问,三天之内把钱追了回来,还派人把客商护送出县界。
路通了,市场稳了,可又冒出一个硬骨头。寿光的冬天冷得伸不出手,地里种不出菜,整个冬天全靠咸菜萝卜。王伯祥从辽宁瓦房店请来了技术能人王乐义,要在本地推广冬暖式大棚。可一个大棚投下去要七千多块,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天价。
村民们没人敢上,生怕血本无归。王伯祥把全县干部召集起来开会,下了死命令:乡党委书记、村支书必须带头建大棚,种赔了的,县财政兜底,他个人工资拿出来担保。
那年他四十六岁,整日泡在大棚基地里。大棚里温度高,进去就是一身汗,他常常在里面待上个把小时才出来,手里的本子密密麻麻全是苗情记录。
到年底,十七座试验大棚大获成功,反季节黄瓜卖出了十块钱一斤的天价,建棚的农户全部翻身成了万元户。这消息一传出去,第二年寿光的大棚数量直接翻了一百多倍。
寿光的钱袋子眼看着鼓起来了,可王伯祥自己的日子,始终没比农民宽裕多少。他住在县委宿舍的小院里,冬天取暖全靠每个月按定量配给的煤和木炭。
别人家用不完的配额可以想办法再领,他倒好,够用就坚决不多领,天稍微回暖就赶紧熄炉子。到了春天,还能把剩下的小半筐煤块攒起来留着下一年再用。
他平时下乡检查工作,自行车一蹬就是几十里地。到了饭点就在路边小摊上吃碗面,或者到老乡家蹭口煎饼,临走了必定把饭钱搁下。他的老伴一直在县里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小厂干活,有人帮忙安排进机关吃财政饭,他一句话就给拦了回去。
亲戚来找他办事,他能办的按规定办,办不了的从不松口。有一年他弟弟想在县城弄块地皮盖房,他把人叫到家里当面说清楚:这块地县里有规划,你找我没用,按政策申请。
1991年调令下来,他要离开寿光了。搬家前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,看见墙角还剩半口袋煤和几捆没用完的木炭,这是上一冬天没舍得烧省下来的。他叫人一并装上车,还特地交代了一句: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配额,不是公家的,留在这里给了别人,反倒成了占公家便宜。
那辆旧卡车开出县委大院的时候,不少街坊邻居默默站在路边。车斗里那些旧得掉漆的桌椅板凳,那几个还在漏土的编织袋,还有那半口袋碎煤块,把一个县委书记的家底抖得干干净净。
那些年,王伯祥没有给寿光留下一分钱的外债,却留下了一条贯通南北的蔬菜通道,留下了一个辐射全国的大市场,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大棚和农民手里的真金白银。
2009年他再次回到寿光,街道两旁挤满了赶来的菜农。有人捧着刚摘的西红柿往他手里塞重庆配资炒股,有老人拉着他的手不放,嘴里一遍遍叫着老书记。寿光人心里有一本明账,这个当年连几块煤都舍不得扔的穷书记,才是真正把心掏给了老百姓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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